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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边县早期党员—赵炳日

漫小画 2019-03-14 20:33:16 阅 读 : 2940 点 赞 : 1969


定边是1936年解放的革命老区,之所以称为革命老区,就是因为这里早就有众多的共产党人为之努力过和付出过。今天我们讲述的是定边早期的共产党员,为解放前定边教育事业做出贡献的原国民政府定边县教育局长赵炳日。

一、亲人的口述

定边永华电器海尔专卖店老总赵永华是赵炳日的嫡孙,在一次聊天过程中,说他的爷爷是定边早期共产党员,还说他爷爷曾经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参议会的议员。

赵永华说,他的先祖居住在定边红柳沟镇赵尔庄,他们是定边本土老户。从老坟地安葬的坟头看,埋在这里的先人已经十多辈,起码有近300年历史。赵永华的爷爷,名叫文炳,字炳日。也许那时候人们通常叫“字”以示尊敬,也显得亲近,大都称呼“字”,所以资料里回忆都称呼“赵炳日”,反而“赵文炳”的名,许多人竟然记得不太清楚了。赵永华说,他的先祖世代务农,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们祖先已经有一千多亩土地,两千多只羊,几十头骡、马、牛,还在县城、本村开了两处油坊,似乎是地主的规模。由于先祖的“光景”好,所以,赵永华的爷爷从小就可以上学读书。年龄小时在县城高等小学读书,青年时期,到绥德师范读书(绥德四师)。1924年,22岁的赵炳日在绥德师范读书,校长就是陕北早期革命家李子州,1926年12月,绥师成为陕北革命的策源地和活动中心,李子洲奉调到西安参加筹建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和改组中国国民党陕西省临时党部的工作。到1926年冬,绥德师范全校400名学生,八成都加入了党团组织。 赵炳日就是那时加入党组织,1926年赵炳日毕业后回到定边进行秘密活动。

二、县志的记载

记者查阅了定边党史资料,采访了定边史志办主任马骥先生,也证实了嫡孙赵炳日孙子讲的这一史实。

定边县党史资料《三边往事》上有牛化东将军的一段回忆中谈到了赵炳日:“我于1926年在定边高小入党,当时的秘密党员就有汤仲甫,赵炳日,丁子齐、龙惠民……他们是最早期的定边共产党员,是定边党组织的创始人。那时,地下党员大多数分布在教育界,主要任务是一边教书,一边在学生中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我曾记得,这些从事教育事业的地下党员,工作很认真。他们除教授学生学好国文、算术、史地、体育等文化课外,还经常给学生发一些马克思主义小册子和进步刊物,让学生阅读,启发学生的革命觉悟。经过他们的精心教育和培养,青年学生眼界开阔了,思想进步了。我当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接收入党的。”

“1926年放暑假的一天,汤仲甫、周梦雄、丁子齐找我谈话,介绍我入党。并通知我到城南沙窝宣誓。宣誓地点是在一个四周高、中间凹的沙丘里进行的。为了保密起见,还派一个人在沙梁上放哨。参加我入党宣誓仪式的还有赵炳日、龙惠民、周发源等人。我记得当时介绍人讲了话,我宣了誓,誓词大体内容是:志愿入党、服从组织、严守秘密、牺牲个人、努力革命、永不叛党。宣誓以后,我们分散回到城内。我就是定边学生中第一个入党的人了。此后有张元桢、黄明(又叫黄庚甫),还有一个榆林毛毛匠的儿子叫要希贤的先后也入了党。”

三、亲朋的回忆

定边地处毛乌素沙漠南部边沿,那时县城周边全是沙漠,城门几乎被流动的沙子埋没。特别是北门,西门沙子堆积的厉害,一出城就是沙漠,定边县城南门就是今天的南市场西口附近。牛化东将军所说的南沙窝也就在今天的新区,那时沙丘堆积的有三米多高,而且连绵不断。由于赵炳日能力出众,品学兼优,1930年任定边教育局长,与汤仲甫、丁子奇、郭子范誉为定边四大才子,他们为定边县早期的教育事业和解放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对敌斗争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逐渐传播到了中国。定边的地下党员在“五四”运动革命精神鼓舞下,于1926年前后,组织和领导学生闹学潮,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定边他们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一是改组“劝学所”,夺回教育权。当时定边的教育权(包括教育经费、房屋、土地等)掌握在当地绅士所控制的“劝学所”一些人手里,有些士绅就是“劝学所”所长。他们向学生灌输旧封建礼教,束缚学生思想的发展,对地下党组织开展活动极为不利。因此,定边党组织就组织和领导青年学生向绅士展开斗争。在斗争策略上,孤立顽固派,争取和团结进步势力,利用矛盾,分化瓦解。通过做开明士绅工作,教育权掌握在党组织和进步人士手中。斗争终于取得胜利,教育局也成立了,共产党员汤仲甫当了教育局长,教产也收回来了。这样一来,使一些贫苦农民的子女得到了免费上学的机会,改变了过去只能在乡下念私塾,没钱进“洋学堂”的状况。 与此同时,学校也更换了一些教员,加上原有的地下党员教员,使学校的面貌为之一新。二是成立“天足会”。 那时定边的妇女和全国一样,都时兴缠小脚。缠脚对妇女摧残的很厉害,给她们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为了解除妇女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痛苦,以定边高小为主,专门成立了“天足会”。郭子范任会长,牛化东任副会长。 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动员年轻妇女解放思想,抛弃缠脚。

三是反对天主教,把洋人驱逐出定边城。由于清王朝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允许帝国主义在中国传教,进行文化渗透。所以,外国洋人到处修建教堂。当时,洋人除在定边县白泥井、堆子梁一带修建了教堂外,还想在定边城内和城附近修建教堂,欺骗、毒害人民。党组织就和洋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洋人在街南游说,党员和进步学生就在街北讲演。他们主要揭露洋人的罪恶目的和他们的欺骗宣传,教育群众不要受骗上当。当时闹得很凶,洋人走到哪里,共产党员和学生就到哪里唱对台戏,当面痛斥。 最后,传教士终于被轰出了县城。所以,在建国前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定边城以及城附近始终没有修起一个天主教堂。 定边早期党组织的这些行动,深受群众欢迎,无不拍手称快。

2、定边解放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来到陕北,1936年6月中旬,红军78师在师长韩先楚、政委崔田民的率领下包围了定边县城。当时赵炳日依然任教育局长。在红军包围县城前,虽然他是共产党员,但却是地下党员,无论怎样说他都是国民政府的教育局长,而且自家也有一定的资产。所以,当红军攻打靖边柠条梁时,国民党定边县县长李德菴及士绅佘鼎九要求政府人员到安边商议“对策”时,同是地下党员的汤仲甫也是国民政府工作人员,赵炳日也同样转移了资产,同时逃避到安边。不久安边县城被红军围攻,安边城久攻不下,红78师转攻定边,定边县城解放。由于定边刚刚解放,地方工作有些偏激,没收地主财产,连商人的财产也同样没收,导致人心惶惶。影响了统一战线策略和经济政策的实施。 当时在定边,还有反革命分子散布谣言,说共产党青面獠牙,共产共妻,陕北苏区完了,一个红军也没有了,安边堆子梁开来几百白军,红军不久就要走了,红军要抽丁,红军活埋了很多学生,红军走时要把青年妇女统统带走等等,使得许多学生、教师逃跑、躲避。 定边刚解放时,党的力量比较薄弱。当时除定边、安边两城镇内有地下党员外,乡村几乎没有党员。由于党的宣传工作没有跟上去,因此群众对我党的主张认识淡薄,思想上顾虑重重。加之定边解放时,被击溃的民团一部分逃往安边,一部分持枪潜回农村,伺机进行破坏捣乱。

1936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形成。

1937年11月初,中央军事委员会成立了留守兵团。陕甘宁边区是党中央所在地,是领导全国人民抗战的大本营,八路军、新四军的总后方, 留守兵团的行动准则就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边区。 三边是定边、安边、靖边的统称,定边是三边首府。留守兵团警备二团驻守定边。警备二团前身是1936年3月成立的红二十九军,军长是肖劲光兼任。后谢嵩任军长,甘渭汉任政委。1936年11月,为配合红军主力西征,红二十九军从富县、韩城开赴定边、盐池一线接替红二十八军的防务,军部率五、七团和直属队驻防定边城,六团驻防盐池城。国共合作后。1937年8月红二十九军改编为一二九师特务营;是年10月,改为留守兵团警备二团,团长周球保(即周仁杰),政委甘渭汉。该团调陇东后,由警备一团接防,团长贺晋年,政委曹家庆。原五、六、七团分别改为一、二、三营。警备一、二团实际上是担负起边区西北方向的警戒与战斗任务。

当时,三边地委在定边城内西南角,三边专署在城内东北角,保安司令部在城内西北角。  当时,定边城郊还驻有国民党军队,先是四九四旅,旅长蒋云台(少将),后调防甘肃,由邓宝珊所属一个旅的一部分接防,旅长刘宝堂(少将),驻定边一个营的营长是曹又参,营副李友竹(又名李树林,地下共产党员)。这两个部队都是杂牌军。

3、妹妹入党

警备二团驻防定边县城时,赵永华的姑奶奶赵文为正在定边县城上学。赵文为在哥哥赵炳日多年影响下,思想解放,敢作敢为,接受了党的主张,积极要求进步。定边解放后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逐渐认识了时任警备二团政委的甘渭汉。不久,在定边上中学的赵文为与28岁的甘渭汉结婚。(甘渭汉,1908年8月出生于湖南平江县虹桥镇一个贫农家庭。1926年5月加入中国国民党,参加支援北伐战争的群众运动,组织开展农民运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65年11月任成都军区第四政委。“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打击迫害。1972年10月恢复工作,先后任沈阳军区副政委兼旅大警备区政委、沈阳军区第二政委。1980年1月调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央军委纪委书记。)

赵文为与甘渭汉结婚后,全身心投入到革命工作中,先后转战在全国各地。建国后任北京市公益局局长(正厅级 )。

4、回归政府

1937年7月,陕北早期共产党员曾任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部长的王子宜到定边任定边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后任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为了更好发展革命事业,发展壮大党的力量,同在绥德师范入党的王子宜写信派专人到安边动员赵炳日、汤仲甫回到革命阵营。

1938年,躲避在安边城里的赵炳日和汤仲甫被党组织动员回到定边,参加三边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和定边县政府工作。当时三边公署管理两个县(定边、盐池),虽然人口少,但却是陕甘宁边区的西北大门。对党组织不计前嫌,依然信任,赵炳日非常感动。正直年富力强,他各项工作都积极主动。1941年担任三科(文化教育科)科长。

1940年,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一届参议会, 由于议员人数太多反而得到的议案很少。参议会没有真正发挥作用。第二届参议会后,在《组织条例》中明确规定,各县市每两万人选举一名参议会议员,1946年2月,由于1930年夏,受共产国际“左”倾错误理论和反右倾斗争影响,错误估计革命形势,“三路线”的错误指导 曾使革命事业遭到重大损失。暴露的党员牺牲的牺牲,躲避的躲避,赵炳日等早期共产党员属于没有暴露的党员,既没有上级,也没有人指导党的工作,所以,没有恢复共产党员身份,但由于他工作认真主动,有才华,威望高,以无党派人士被定边人民选举为定边县第三届参议会常驻议员。不久又被选举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员。在此期间,由于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经济封锁,边区经济异常困难。1940年10月以后,中央先派了一批干部到定边,然后又派三五九旅四支队(相当一个团,支队长苏鳌,政委贺文学)开赴定边,参加开发食盐的大生产运动。三边专署为动员劳动力,便做了非常艰苦细致的工作,除动员三边保安司令部下属的保安大队、骑兵营、步兵两个连、驻军警三旅和公署及定边、盐池两个县的机关干部参加,当时可以说是“军民齐动员”了,每到夏季,总有三四千人参加打盐。自国民党对海盐,湖盐封锁后,定边食盐销售范围扩大,需要量大增。为提高食盐产量用多种办法增加产量。定边的食盐产量1940年还只有数万驮,1942年增加到60万驮,创定边产盐历史最高记录。这一年就为边区收入上千万元,成为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赵炳日身为定边县政府的科长,积极参加打盐运盐工作。动员家里出人出骡马参加运盐,受到县政府的奖励。每年夏天,驮队上路,铃铛声响起了,信天游的歌声也渐渐地飘荡在莽莽地白于山区小路上。

1946年4月,赵炳日做为定边县第三届参议会常驻议员和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员,到延安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

5、部队突围

1946年,蒋介石撕毁《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于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以30万军队围攻中原解放区,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为了迎击国民党反动派新战争,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中央指示,除了抽调一批干部去东北工作外,积极组织力量对保卫边区和打击反动派的斗争作了新的部署。其中有一条,就是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对地方党政机构实行了精简。定边县政府在三边地委的领导下,积极防御西北方向的马鸿逵的国民党军队。1947年3月,胡宗南侵占延安后,宁夏马鸿逵部也出兵向三边分区发动了进攻。当时的三边地委书记是高峰,后来又增添了一位朱敏副书记。  马鸿逵在胡宗南的催促下,在盐池等待9天之后,组织了三个步兵团、两个骑兵团、一个炮兵营,共五六个团的兵力,任命其暂编第九旅旅长卢忠良为前线总指挥,于4月2日趁大风弥漫之际,偷偷将部队伸向盐池和定边之间的盐场堡,4月3日早晨对定边城形成包围。上午9时许开始用迫击炮猛烈向城内轰击 。当时城内守卫部队只有新十一旅二团和一些民兵,敌我力量悬殊很大,情绪甚为紧张。警八团和新十一旅一团等机动部队由郭宝珊指挥,刚从盐池县南部的马鞍山、大水炕一带寻找战机未获返回,驻定边城南四墩口子、郑大墩、上下闇门沿古长城一线休整待命。4月3日6时,驻四墩口的八团一营突然发现敌军向定边城推进,并立即报告城外机动部队指挥部。按照原来的分工:机动部队为便于寻找战机,一般情况下不协助守城部队;守城部队也不可能出城支援机动部队。但当时考虑到守城部队新十一旅二团兵力单薄,地委、专署、军分区司令部等机关的主要领导均在城内,若不协同作战,城防一旦被破,将会造成很难设想的不良后果。于是,八团主动出击配合守城部队打击敌人,同时和城内党政军取得联系。开始时一致意见,仍要坚持守城,可好就在这天的9点左右接到联防司令部不可死守城市的指示,但这时已难以撤出了,于是八团即向攻城之敌发起进攻,接连三次打破了敌军的攻城之势和对八团一营的进攻,迫使敌人暂时放弃攻城,即将围城部队主力转向城南机动部队。敌人被迫放弃了原来的攻城计划,改变为先打我城外机动部队主力警八团。 下午1时许,战斗最为紧张,冲锋和反冲锋进行的十分激烈。下午2时,敌人花了很大的代价突破我军前沿阵地,警八团即行南撤。撤至下闇门时候,有一条东西走向的老边墙,他们利用这一有利地形组织部队又抵抗了半个小时,给敌人以很大的杀伤。从下午4时左右,一直混战到日落西山。这时战斗之所以能停下来,首先是敌人怕夜战,急于退出战斗;其次是双方伤亡惨重,加之人困、马乏、弹药尽,战斗很难继续下去,于是各自南北。

  总的来说,敌人算是暂时“胜利”了,他们打扫了战场,当警八团撤至彭滩以南马沟泉时,走进一条断壁的“死胡同”,丢掉了迫击炮和无线电台,撤离了滩地,并受到严重的损伤。但闇门战斗给了敌人一定的打击,拖住并疲惫了敌人,使我三边分区党政机关和新十一旅二团于当晚顺利突围。

  经过一整天的恶战,我警八团伤亡、损失甚大。副团长王正川被俘;团政治处主任李晓初、二营教导员李腾辉、三营教导员张树元及连、排、班干部和战士约120余人阵亡;一营营长孙长富、三营营长刘玉珠及连、排、班干部和战士340余人负伤,不能行走,而当时未能救出的重伤员约70余人被俘、失踪七八十人(大部是些新兵跑回家了)。武器损失有:八二迫击炮三门,机、步枪200余支,无线电台收发报机一台。

6、英年早逝

    赵炳日随定边县委、县政府于4月3日晚一同撤出定边,向南部山区转移。为了配合战争需要,三边地委决定解散了学校。学校解散后,大部分的教职工和年龄大些的学生,有的直接参军、参战;有的转到地方参加游击队工作;有的搞战勤工作;有的学生各回原地;年龄较小而不愿回家的学生仍然留校,再加上有的带孩子的女教职工、老人、病号(不是重病号)和几个搞后勤工作的,共有二、三十名没有战斗力的老弱病残、妇孺,就由赵炳日负责带领着在定边境内的姬塬、王盘山、樊学、张要先一带活动。这支特殊的游击队每到一地,自己背着毡子、被褥、书籍、餐具、小板凳,步行迁移只要能停留一天以上,就向当地群众进行一些宣传工作,或者帮助群众搞些一般性的劳动。他们的行动,必须时刻和地方上保持密切地联系,比如说,宿营时,必须靠近地或县、或区、或乡的党、政领导机关,以便取得可靠的情报和信息,好确定行止;出发时,由领导机关指定去向,并派人当向导,帮助他们找住处,搞饭吃,当然,他们自己也有七、八匹骡马,驮些布匹、麻油、食盐、纸张、文具等物。

这一天,赵炳日一行人转移到了樊学的李庄科村。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山村,崇山峻岭之间只有几户人家,战火还没有烧到这一带,农民们正忙于种植荞麦。这十几个人的小队伍,学习基本上停顿了,他们帮村里人送粪、挑水,有时去山沟里打柴。自己站岗放哨,生活已半军事化了。

1947年5月下旬的一天,转移中的赵炳日,突然感到腹内疼痛难忍,就不停地上厕所。仅仅一天,就上厕所十几次,到晚上时间,人已经虚脱,眼睛深陷,神志不清。

战争年代,吃不饱饭,喝不上水,是经常发生的事。赵炳日也许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才突然患病,又没有医疗条件,很快就陷入了深度昏迷,第二天上午,就慢慢停止了呼吸。

同志们守在他的遗体边,非常悲痛。整理了他破旧的衣裳, 大家同时抬起他的遗体,到李庄科村的北边山峁半山腰,面向南部挖了一个小山洞,把他的遗体慢慢放了进去,用土块封闭了洞口。

定边县早期共产党员、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的参议员,杰出的教育工作者,定边人民的优秀儿子赵炳日长眠在战斗岗位上,终年45岁。1948年8月,赵家人才得到消息,怀着巨大的悲伤,把他的遗体装棺入殓运回老家红柳沟镇赵尔庄安葬。(甄之剑  张鹦  赵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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